当约翰，腊克斯顿勋爵想到袭击我们的那些可怕的动物的嘴里可能藏着毒液的时候，他是对的。我们在高原第一次探险后的那个早晨，索摩里和我感到非常疼痛并且发烧，而查伦杰的膝肿得几乎不能行走。因此，我们整天呆在营地里，而约翰勋爵辛勤地干着活，加高加厚作为我们唯一屏障的荆棘墙。这长长的一整天我一直觉得我们被严密地监视着，虽然我说不上来被谁或从那个地方监视。
这个印象非常强烈，我把它告诉了查伦杰教授，但他说那是我的热度引起的。然而某种危险临近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那天夜里（梅普欧·怀特地的第三个夜晚），我们有一场给我们留下恐怖印象的经历。我们感激约翰勋爵的辛勤劳动，把营地的围墙加高加厚了。我们都睡在要熄灭的火堆的四周，这时我们被可怕的叫声和尖声的悲鸣谅醒。声音象来自离营地几百码的某个地方。而后，是另一个声音，一阵低低的笑声。一连三四分钟，这可怕的二重唱继续着，而所有的树枝都因惊鸟起飞而摇动。后来这声音又突然终止了。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约翰勋爵在火上加添了些树枝，红色火苗照亮了我的伙伴们目不转睛的面容。
“是什么？”我小声问。
“明天早晨我们就知道了，”约翰勋爵说。“离我们很近，不会超出这块林间空地。”
“我们有幸听到了史前悲剧，一种发生在诛罗纪环礁湖岸边芦苇丛里的戏剧，在那里，大一些的动物杀死小一些的动物，”查伦杰说，声调的庄严是我过去在他声音里从未听到过的。“人类真是幸运，当这些可怕的动物已经灭绝了的时候，他们才在世上出现，他们的勇气和弓箭抵挡这些动物是不会有用的。”
索摩里举起了他的手。
“嘘！”他叫道。“我肯定听见了点什么！”
在沉寂中，我们听到了动物深深的、有节奏的呼吸。它偷偷地、慢慢地绕着我们的宿营地转圈，而后在大门边停了下来。我们听到这个动物在喘息，只是我们带刺针的灌本枝条把我们和这个深夜的恐怖隔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抓起一支步枪，约翰勋爵拽下了一技小小的灌木枝条，在围墙上开了一个孔。
“哎呀！”他低语着。”我看见它了。”
我弯下腰，丛他的肩头上通过墙上的孔望去。果然，我也看见它了。这东西没有马高，但那种低沉的、有节奏的呼吸，说明它是一个畸形的生命体。它移动身体的时候，我看见了两只可怕的、淡绿色的眼睛。
“我...
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继续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在桥被破坏后的第二大早晨，我们开始经历新阶段。第一件意外的事，就使我对高原没有好印象。在我写完信睡了一会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腿上有一大大的、红色的虫于，我躬下腰把它取下来时吓了我一跳，它在我的食指和拇指间爆炸了。我恶心地叫了起来。
“太有趣了，”索摩里说，弯下腰来看我的腿，“一个巨大的吸血扁虱，而且，我相信，还是没经过科学分类的。”
“不幸你把这个极好的标本捏死了，”查伦杰说。
“肮脏的害虫！”我叫道。
查伦杰教授抗议地扬起了眉毛，他把大手放在我的肩上。
“你应该培养科学的眼光，”他说，“对一个象我这样具有哲学气质的人来说，吸血扁虱是一件象孔雀一样美丽的大自然的作品。听到你那样讲话叫我难受。没问题，我们试试看，还一定能找到另外的样品。”
“这不成问题，”索摩里说，“刚刚就有一个钻到你衬衣领子里面去了。”
查伦杰跳了起来，象牛似地吼叫着，竭力要脱掉他的衬衣。索摩里和我笑得伸不出手去帮他的忙。最后我们帮他脱掉了衬衣。他的身上长满了黑毛，从这个黑毛的丛林里，在扁虱还没咬他以前，我们捉到了它。周围的灌木丛里满是可怕的虫子，很明显，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营地搬到别的地方去。
这时我们诚实的黑人在悬崖上出现了，带着好些筒可可和饼千，他把这些东西扔了过来。还放在下面的储备，我们让他尽量地给自己留够可以维持两个月的物品。其余的让他给印第安人，以报答他们的工作和带我们的信回亚玛逊平原，几小时后，我们看见他们远远地在平原上，每个人的头上顶着一个包，沿着我们来的小路往回走。赞波守着悬崖脚下我们小小的帐篷，那是我们与下边世界的一个联系点。
我们带着东西从满是吸血扁虱的灌木丛里搬到了一个小小的周围密密长着树木的林间空地上。我们安心地坐在那里，制定第一个进驻这个新国度的计划。鸟儿在林中唱着歌，除了这些歌声，再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列出一个我们的物资表来，这样我们能够了解我们都有些什么。我们的供应很好。我们有四支步枪和一支猎枪。大量的子弹，给养足够我们过好多个星期，很多烟草，而且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大型望远镜和一个很好的双筒望远镜。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集中在这块空地上，作为第...
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我不能预料困难将怎样结束。也许我们将在这个古怪的、别人无法进来的地方度过终主。我们远离任何人类的援助，就象我们是在月球上一样。只是我们自己的品质能够拯救我们。我有三个杰出的人做伙伴，三个有伟大智力和伟大勇气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将按事情发生的顺序写给你们，这些事情把我们引入绝境。
当我写完上封信的时候，我们离红色悬崖高原大约七英里。悬崖某些地方的高度最少有一千英尺。顶峰上现出丰富植物的痕迹。近边缘的地方是灌木丛，远一些的后面有很多高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生命的痕迹。
那天夜晚我们在悬崖下宿营。我们上边的悬崖不但是垂直的，而且高处的那形状，爬上去也不可能。靠近我们的是一块高高的、不太宽的金字塔式的岩石，这个我在照片上看见过了。岩石的最顶上和高原一样高，但是被断裂分开了。岩石的高峰上长着一棵树。相对来说，岩石不高——五六百英尺的样子吧，我想。
“就在那上面，”查伦杰教授说，指着那棵树，“我第一次看到翼龙。我爬到岩石的半腰，才把它打下来。我想，好的登山运动员，象我这样，能够爬上岩石顶峰，虽然这也不会使他更接近高原。”
当查伦杰教授说到他的翼龙的时候，我看着索摩里教授，第一次我看到一些迹象——他开始相信查伦杰不是个骗子。他的嘴唇上没有那种怀疑的微笑，而且相反，是兴奋和惊奇。查伦杰也看到了，尝到了第一次胜利的滋味。
“当然咯，”他带着讽刺地说，“索摩里教授会明白，当我说到翼龙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一只鹤——不过是一种没长羽毛的鹤，而且长着很坚韧的皮肤，长着膜状的翅膀，牙床上还长着牙齿。”他鞠躬又鞠躬，一直到他的同事转过身去走开。
早晨，在用过咖啡和木薯的早饭后——我们得节约我们储备用品——我们开了一个磋商会，研究爬上我们头上高原最可能的办法。
查伦杰主持会议。想想吧，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后脑勺扣着一顶好笑的男孩子戴的草帽。下边坐着我们三个：年轻、健壮、经过多日野外生活晒得黝黑的我；叼着烟斗、庄严但仍然挑剔的索摩里；和身子前探、胳膊时压在步枪上、眼睛急切望着讲话人的约翰勋爵。在我们后边，是高木兹、赞波、马奴尔和几个印弟安入。而同时在我们的前上方，矗立着那些使我们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巨岩。
“前次探险，”我...
我们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高原我们还没有上去，但是高原确实立在我们的面前了，甚至索摩里教授的情绪也好了点。他还不承认他的同行是对的，但他的怀疑少了。不过我得从我扔下的地方继续写我的叙述。我们要把一个受了伤的当地印第安人送回家去，我让他带着这封信，虽然我怀疑这信到底能不能到达你们那里。
上次我写到我们将要离开印第安人的村落，在那里我们向《艾丝莫洛达号》告别。这次报道我必须从坏消息写起，因为那天晚上出了一起莫名奇妙的麻烦。我说到过会讲英语的高木兹，一个很好的雇工，但是我想，好奇恶习的纠缠，在这样的人中平常极了。最后那天晚上，他自己藏在我们正在里面讨论我们计划的茅屋附近。我们忠实的黑人赞波发现他在那，并把他带到我们那里。高木兹拔出了他的刀，但是那个高大的黑人，只用一只手就解除了他的武装。我们分别和他们谈了谈，让他们拉拉手。一切转好是极有希望的。至于两个有学问的人的争吵仍然不停，而且变得厉害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踏上这次奇异的征途。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备用物品都毫无困难地放进了两条皮船，并且我们把人员分开。为了不发生争吵，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一条船上放一位教授。我和查伦杰一起，这时他的心情最好。
有两天的时间，我们溯河而上。河面有几百码宽，水色阴暗，但是透明，所以总是能看到河底。亚玛逊河的支流，有一半都有这种特点，而另一半，水有点发白，这个区别决定于它们流过的区域。有两次我们越过急流，每次都是抬着皮船走半英里的样子绕过去。两岸是原始森林，但是容易穿过去，抬着我们的皮船穿过树林没有多大困难。树的高度和树干的粗细超过任何我想象的程度，那巨大的柱子似的树身直插天空，一直到我们头上很远的地方，才展开枝叶，形成一个青绿的顶盖，只偶尔有金色的阳光穿透进来。我们的科学家指出那是红木树，那是雪松，还指出多种多样的别的树木和植物。鲜艳的兰花和别的奇异的花朵在偶尔穿透进来的阳光下，使人觉得宛如置身仙境。在这些浩瀚的森林里，不能忍受黑暗的生命，一直向高处的阳光里挣扎。每一样植物，都在比自己结实比自己高的植物上攀缠着。在别的地方本来不会攀缠的植物，在这里也学会了这种艺术，以便能够从阴影中挣脱出去，因此，就连一些棕涧树，也绕上雪松的树身，极力要达到它们的树顶。在我们头上的高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活动，告诉我们这儿是蛇、猴子、鸟、树懒[注]的世界，它们住在...
我不想报道邮船上的旅途见闻，也不去说我们在帕拉停留的一周，以及乘坐轮船在河上旅行。这只轮船比我们横越大西洋的那只要小，它载着我们到达玛挪斯城。我们在这里消磨时光，一直要等到我打开有查伦杰说明的信件的月子。在那个对我算是惊人事件的日期到来之前，我对这次探险的伙伴，以及我们已经雇用准备去南美的人员，做点比较清晰的描写吧！
索摩里教授科学上的成就大家很清楚，因此我就不用说它们了。他自己这次探险的装备超过我首次见到他时我想象的那样，他身材高大，对周围的变化无动于衷，他的态度带着半讽嘲的味道，常常是郁郁不乐的。他六十五岁了，而我相信他的耐力和我的一样大。脾气不好的时候，他是尖酸的，多疑的。他相信查伦杰教授绝对是一个骗子，我们在南美只会遇到失望和危险。这些就是他的观点。他晃着稀稀的山羊胡子，从南安普顿到玛挪斯，一路上向我们的耳朵里灌着他的那些看法。自从下船上岸以后，由于周围形形色色的昆虫，鸟类的生活，使他比较快乐点了。白天，他带着猎枪，蝴蝶捕网，在树林里消磨时光，晚上处理他找到的很多标本，总是非常心不在焉的。整天叼着一个短烟斗，这烟斗难得离开他的嘴。他年轻时参加过几次科学探险，坐独木舟和睡帐篷的生活，对他一点也不新奇。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要小二十岁。至于他的面貌，在我留在伦敦的那段记叙中已经描写过了。他一直非常讲究地穿着白西服，褐色的深筒防蚊靴，每天至少刮一次脸。象大部分活动家那样，他的语言是简炼的。他经常沉思，但总是敏捷的回答问题或参加交谈。说起话来是那种古怪的、半幽默的方式。他对世界的了解，特别是南美，是惊人的；而且他相信我们的旅行不会是白费的。他的声音动听，态度安详，不过从他的蓝眼睛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有脾气的。他不大讲他自己在巴西和秘鲁的探险。以前的旅行给了他一个有用的结果：他能流利他说全巴西都通用的语言，这语言三分之一是葡萄牙语，三分之二是印第安语。
我以前说过，腊克斯顿勋爵喜欢讲那个伟大的地区，我也喜欢听他讲。他的叙述是确切的了解和想象的奇异的混合。就是索摩里教授听的时候，那怀疑的微笑也逐渐从他的瘦脸上消失了。
“那儿是什么？”他会叫起来，指着北方。“树林和沼泽。谁知道那里能藏着什么。这儿靠南边呢？一片潮湿的森林，白种人从来没有去过。走出这些窄窄的河岸线，谁还知道什么，周围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谁能预言...